转过墙角 转
那墙角长在一栋像碉楼一样的祠堂身上。
老式青砖灰瓦的祠堂，孤零零地坐落在碧岭村的东南角。
沿着一条曲折的小巷，步行一里，绕过这个不知存在了多年的祠堂，基本上就算走出了碧岭的街区。
这时候，四下里一望，不是待建的工地，就是荒芜的田野。
往东南远点是炮台山。
山坡上杂树丛生，山坡下堆叠着几排废弃的各式老房子。
来深圳打工的第二年，我们就租了这里的一间房子，住了大约一年多。
碧岭村，这个曾被我误以为就是深圳的村子，其实是深圳市龙岗区坪山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，地处碧山和炮台山之间。
初到南方打工，我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这个村子。
那时候村子刚开始发展，只有两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区，几十家工厂分两片?a href=性釉诰用袂蜕桃登洹Ｕ龃遄用婊剂椒焦铮筇宄省扒弊中巫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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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计苦累，工资微薄，食宿也极差。
不过因为我们都怀揣着“慢慢会好起来”的憧憬，耐心都很好，包容性也很大。
对于那时候流行的超长加班，工资不达最低标准和拖欠工资什么的均没多少知觉，更谈不上反抗了。
工友多数是农村跑出来找活路的苦孩子，觉得能找到事做已经是不错了，敢挑剔的真不多。
我开始最难忍的部分就是吃饭和住宿中的细节。
一个是吃不惯南方的“清淡口味”，觉得每一顿的菜都少油无盐，远不如老家的咸菜容易下咽。
再就是非常不习惯厕所和冲凉房二合一的配置，洗澡时经常在肆意弥漫的恶臭里作呕。
不过这些我也都是默记在日记里，私下和几个混熟的工友说说而已。
不敢在公开场合提意见，是怕被炒了鱿鱼沦落街头。
那时候工友之间喜欢比较工资。
但很少有人会想工资高低不等的原因，最多也就是比一下工龄。
好像对工资也有些麻木。
因为所有的不合理，不公平都只局限于私下说说，私下听听，一无所为。
普通工人的月薪最高不过三百多，最低也低不过两百多，进退的空间和总额都很有限。
让我对工资敏感起来的是一个叫陶池的工友。
这位来自河南固始，矮胖敦实的小伙子，跟我一起上夜班，彼此关系很亲近。
他喜欢在早上下了班拽我去一家潮州小吃店吃早点。
一盘辣椒炒米粉加一瓶珠江啤酒，合计两块五，我们吃得贼香。
不过也不能每天如此，毕竟照这样下去一个月得花七十多元之巨，我们都承受不了。
有天我不去了，他拽住我说就最后一天了。
然后又跟我说，你瞧咱这个工还有啥做头？
一天两块五的饭钱都吃不起。
袁哥我不瞒你说，今天我的钱都是昨天将一条牛仔裤卖给老乡才有的。
我看看他说，是不是咱赚的少了？
要是咱一个月能赚五百，那不是花一百也还有四百啊。
他说除非你当总管，要不主管也行。
我问他总管和主管有多少工资？
他说总管有八百多，主管有五百多。
我很吃惊，那时候这个月薪数对我是一种理想。
秋天的时候，老婆来了。
要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，她开始最难忍受的也和我一样。
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在外面租房子住。
这就找到了山脚下的废旧民房。
当时有不少打工人都在那里住，因为房租很便宜，大房子一百，小房子五十。
我们凑合着也能承受。
从此，我们就开始了早出晚归的日子，每天两次都会经过祠堂背后，就和那转弯处的墙角结了缘。
晚上抹过墙角，有种出了城区到了农村的感觉；早上抹过墙角，有种走出农村进了城里的感觉。
大家晚上只要一过墙角，说话的声音就大了起来，开始抱怨老板冷血，工资太低，总管太凶什么的。
好像一过了这个墙角，胆子就大了。
我习惯在每次走到转弯处的墙角，就伸手摸一把。
另一只手就捏捏握着的老婆的手，说一句固定格式的话。
就像法国小说家莫泊桑在《我的叔叔于勒》一文里描述的那个父亲，他每逢周日总要站在海边，对着大海说那句永不变更的话一样，我总会感叹，“我要是每月能挣到五百元该多好啊，那样一切就轻松了”。
说的次数多了，有时候因为什么事忘了说，老婆会提醒我，她好像很爱听我说这句话。
就在这处斑驳的墙角，我一年里从五百感叹到八百，又从八百感叹到一千二。
后来虽然我们搬走了，很少再经过这个祠堂了，但我还是会偶尔用另一个数字跟老婆感叹。
二零零二年的五月之后，我将那墙角的画面连同那句固定格式的话，装裱好收藏进了记忆的博物馆。
因为我创建的电子公司在五月一日开业了。
偶尔闲暇，和老婆一起回味当年的打工生活，一触及到这个“墙角”，老婆总要逗我，央我说一遍给她听。
我由衷地说完她总要补一句，你现在厂里的职工有像你当年一样的感叹吗？
老实说，我不知道。
我的想法很矛盾。
我似乎希望有，也似乎更希望没有。
十多年了，我常常在午夜的梦里，去我记忆的博物馆，一个人驻足欣赏着我珍藏的“墙角”图画。
我有时觉得我的职工也像我一样，在遭遇他们的“墙角”时，会发出这种低沉的感叹。
但有时我又分明地觉得他们没有这种感叹。
在我听到他们新的，我未曾经历过的感慨时，对着他们匆匆跳槽的背影，我总是衷心地祝愿他们懂得留下该留下的，放下该放下的。